超过260万韩国人发起请愿，要求严惩发生在Telegram秘密聊天室的“N号房”事件。两年来，包括未成年少女在内的数十名韩国女性被胁迫拍下淫秽影像，26万人注册付费观看了相关视频。

对性犯罪和性剥削集体围观的背后，是韩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女性的权利践踏和性别仇恨。“N号房”事件也加速了中国儿童色情网站的曝光。3月26日，网友举报在中国国内运营的儿童色情网站，其中一家网站的注册会员已达到800万。

性犯罪的暗网

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请愿行动，将一场骇人听闻的性剥削事件推到世界面前，也揭开了一张由26万人合谋而成的数字性犯罪暗网。

2020年3月18日，韩国民众自发向青瓦台请愿，要求公开参与“N号房”事件的主谋的个人资料，目前请愿已经获得260万民众支持。3月23日晚，韩国总统文在寅指示彻查“N号房”案件，严惩加害者。

韩国自媒体BJEfore制作的视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发生在Telegram秘密聊天室里，遭遇性剥削的受害者们经历的一切：

女孩A收到一则消息，“你的照片正在用于色情影片。”A点击网址，网址实际上是黑客的网站，对方拿到女孩的身份信息并威胁她：现在，我有了你的裸照和个人信息，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就不告诉别人。并让A通过Telegram联系自己。女孩B正在求职，这天接到一则提供高额招聘模特的信息，B通过Telegram联系了对方。

两名女孩掉入“N号房”运营者设置的圈套中。在多人观看的网络聊天室，她们被称为“奴隶”。不久后，在运营者的胁迫下，A在聊天室直播自己自残性器官的画面、B直播自己赤裸身体附在地上狂吠的情景。数千名感觉到性兴奋的观众进一步提出要求，女孩们按照要求进一步动作。这些发生在网络上的性犯罪还可能转移到线下，卧底记者就曾看到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在旅馆里被成年人强奸。

从2018年下半年至2020年3月，罪犯使用黑客手段，或假冒警察获取受害女性的资料、照片，或利用高额招聘利诱女孩拍下裸露照片或视频，并不断地要求加大拍照尺度。这些色情照片和视频被实时共享给Telegram聊天室的观众。如果遭到女孩们的拒绝，他们就威胁将照片和个人信息公之于众。在罪犯的控制下，一些女孩逐渐成为“奴隶”，“奴隶”被要求在身体上刻“奴隶”、“博士”等字样，全部伸着小指，在博士的指示下，女孩们赤裸着用内裤蒙头、像疾病发作一样翻转眼睛、吃屎、饮尿、剪乳头、甚至在下体里放入剪刀和幼虫。

由于Telegram软件用户可以交换加密与自毁消息的特性，女孩们遭受侵害的证据正在逐渐消失。截至目前，查明的受害者共有89人，其中有16名未成年人，年纪最小的只有11 岁。

建立和运营网络色情聊天室的主犯们多数也是年轻人，已被逮捕并公开个人信息的主犯之一“博士”赵主彬今年25岁，他的接班人的运营成员只有16岁。

按照房间的成立时间先后和性犯罪行为加深的程度，这些发生性犯罪行为的聊天室可被分为“高墙房”“N号房”“博士房”和“概念房”。

2018年6月，第一位运营者、据说是高中生的GodGod在Telegram上建立了色情聊天室，由38岁的Watchman负责运营。

高墙房是观众们获得其他房间通行证的第一道关卡。在进入“饲养奴隶”的“N号房”以前，会员们必须要在Watchman管理的高墙房内获得通行证，即发布本人亲自拍摄的性犯罪视频；如果不上传拥有的淫秽物或不参与性骚扰对话就会被强制退出。

在“N号房”内，对女孩的侵犯和侮辱明显升级。“N号房”8间聊天室内各有3-4名“奴隶”，她们被迫按照会员们的指示做出学狗叫、当众自慰，还要面临线下被性侵的风险。

赵主彬是“博士房”的主要运营者，房间发生的性侵犯体现了他奇怪的性癖好，受害者身体上刻“奴隶”、“博士”等字样，统一伸着小指的动作，这是“博士”宣示主权的签名。此外，他热衷追逐猎奇的性刺激，满足具有奇怪性癖好的观众们。博士共运营着三个房间，入会费价格不等，最贵的达到1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8500元），全部采用比特币和以太币支付，被逮捕前，他已经因为制作、传播非法淫秽视频获益过亿韩元。

韩国警方公布“N号房”事件主犯赵主彬个人信息 | 图源自网络

除“N号房”和“博士房”，Telegram上还存在大量“概念房”：“女军人房”、“女警察房”、“女护士房”、“女中学生房”、“女童房”等等，女性被剥离到只剩下性别和职业符号，供观众们根据心情随意选择，投射性幻想。除此之外，还存在不少非法散布熟人照片的房间，而这些受害者们可能毫不知情。

据调查，“N号房”事件总共有26万参与者，网友认为，在总人口数约5200万人的韩国，除去女性、老人和儿童，这意味着每一百个人里就有一个进入了这样的聊天室。根据虚拟货币交易留下的个人信息，1万多名收费会员中包括教授、人气艺人、体育明星等知名人士，他们需上传类似内容的视频才能继续留在房间内，付费观看、下载视频无疑也是在鼓励运营者们继续行动，可以说，每一个观看、传阅“N号房”视频的观众与会员都是共犯。

韩国作家评论家许志雄在社交媒体上评论“N号房”事件：这不单单是性教育的问题，也是韩国社会对于人性教育的总体性、综合性、彻底的失败。

根深蒂固的厌女症

“N号房”事件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女性的性剥削事件，女性的身体被用于性目的，沦为性工具，当她们因被使用、被侵害、被观看、被牟利感到痛苦和屈辱时，房间外的男人们却在兴奋欢呼：“这就是调教。”

美国人类学家Cathy Winkler在《强暴是社会性谋杀》中说：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不是施暴者独立完成的，而是整个社会协助施暴者一起完成的。被26万人围观的针对女性的性犯罪背后，是韩国女性长期以来遭受的性别歧视与权利践踏，这深深根植于韩国整个被男性化编码的社会架构中。

或许可以从聊天室的对话记录中窥见罪犯和帮凶们集体无意识作恶的内在动机。据韩国媒体周日新闻独家报道，“博士房”运营者赵主彬曾与“N号房”创建者GodGod在760多名观众同时观看的聊天室中比拼谁的犯罪手法更残忍，谈及“性犯罪的原因”，GodGod说是“出于兴趣”，赵主彬回答“女人应该成为金钱”。他们争相上传受害者们受到虐待的照片，观众则欢呼着说“看到了不得了的历史现场”。

这不是韩国第一起骇人听闻的性剥削案件。

2009年3月，韩国女艺人张紫妍在家中自杀身亡，时年29岁。她在留下的遗书中指控：2005年至2009年间，她被经济公司要求陪睡31人逾百次，连父母的忌日也无法幸免。性服务对象包括韩国企业高层、媒体高层31人，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她被要求服用兴奋剂、毒品。不堪身体和存在本身成为可被无限劫掠与取乐的性资源的矿藏，她绝望之下自杀。

张紫妍离世后，韩国检方曾对她留下名单上的人进行调查，法院判定唯一的证人张紫妍已经去世、加上证据不足，最终以无犯罪嫌疑结案。案件经上诉后，韩国检方确认张紫妍陪睡事实。

2019年5月，韩国歌手李胜利被证实在自己运营的夜店提供性招待，歌手郑俊英等艺人曾在多人聊天群内共享10多名女性的偷拍视频及性爱视频。公开的聊天记录中显示，郑俊英说“给女性喂食安眠药，能做的都做了”“只是没杀人”，在韩国媒体公布的对郑俊英的判决书中，他被指责“将受害女性视为单纯的性快乐的工具”，漠视给受害者带来的屈辱和伤害。

“N号房”事件在网上愈演愈烈，男性观看者却在网上叫嚣先惩罚“上传视频的淫妇”，持续对女性受害者进行污名化……针对女性的性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的背后，是韩国社会深深弥漫的厌女风气。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中这样定义“厌女症”（ misogyny，更易懂的翻译是“女性歧视”）：为了维持男人集团的主体性和优越性，需要将女人“他者化”，视为欲望客体，加以蔑视。喜爱女性的男性也可能“厌女”，当女性未满足他们对女性的想象，他们便开始贬低、伤害对方。

2019年10月，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后在韩国掀起广泛讨论，这部改编自同名原作的电影，浓缩了韩国女性在一生中可能遭遇的种种不公，书中诸多细节在韩国现实中均有对应。

作品讲述了韩国一名普通家庭主妇金智英在读书时代、工作以及结婚生女后的生活。中学时，金智英被男性在公交车上尾随、猥亵，告知父亲后，父亲责备她裙子穿得太短，而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国内公共机关和民营企业中，每100人就有8人遭遇过性骚扰；电影中公司女性职员在洗手间内发现针孔摄像头，男职员私下传阅偷拍影像，而在韩国色情网站“soranet”运营的16年间（已于2016年关闭），每天至少有100张偷拍图片和30个偷拍视频在网站上流传；金智英因为结婚中断职业生涯、独自照料女儿压力过大等患上精神疾病，在咖啡店依旧被素未谋面的陌生男子当面嘲讽为“妈虫”，而作家赵南柱写作这本书正是源于韩国2014年发生的“妈虫”事件……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图源自网络

韩国的厌女风潮既是东亚父权制的历史遗存，也是韩国特殊国情结合一定时代背景形成的社会现象。

19年，韩国废除对所有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企业面试等多种重要考试中给予5%的加分，恰逢韩国失业问题严重的时期，这加剧了男性的就业压力；后韩国相继出台废除户主制度、《性暴力/家庭暴力特别法》等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法律，被部分韩国男性认为损害了自己的性别特权，厌女风气愈演愈烈。

这股厌女风气最先弥漫在网络上，一些韩国男性网民发明一系列带有贬损女性意味的网络词汇如“妈虫”“泡菜婊”，在线上开展侮辱女性的活动。厌女情绪蔓延至现实中，最恶劣的事件是发生在2016年韩国首尔的无差别杀人事件。2016年，一名23岁女性在韩国首尔江南站附近一家练歌房的厕所中被残忍杀害，嫌犯提到作案理由时表示：因在现实中被女性无视。监控录像显示，对洗手间里经过的前六名男性，罪犯都未采取行动，直到这名女性受害者进入洗手间。

2018年后，韩国女性相继发起 “Me too”运动、反偷拍游行等，抗议无处不在的性骚扰与偷拍，或许韩国女性试图争取的已经不仅仅是身为女性的权益，也是身为人的生命与安全权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谈及“N号房”事件时说：这件事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没有尊重他人，一个尊重他人的人不会把他人当做玩物……康德说，人只能是目的，人不能是纯粹的手段（或工具）。

未成年受害者们

3月24日，一位受害人发声讲述自己自初中时掉入“博士”的圈套被迫开始拍摄视频的经历。仅她一人拍摄的视频就超过40个，即使是身体抱恙、受伤也不能停止拍摄。她出门时，哪怕在夏天也会把自己包裹严实，担心自己的照片、视频会突然出现在家人的手机上。“我在梦里，在睡觉前都会想到。”现在她正饱受严重的抑郁症和躁郁症的煎熬。

在接受采访时她认为，受害女性应该不止已经确认的74人（现在已经被确定为89人），受害人中未成年人应多过成年人。“因为双方接头的应用软件例如推特等，那些账号多半是学生。”

在得知主犯“博士”曾就如何防范性犯罪撰写过文章，她说自己双手颤抖,非常愤怒。“他竟然佯装是个好人，实际上，他却张贴未成年人色情影音、还威胁她们，就这样毁了一个人的一生”。

上野千鹤子曾这样分析儿童性侵犯的心理：“无需担心男人性主体地位被侵犯的危险，在性活动中控制他者，为此选择障碍最小、最无力反抗的对象，并且还希望对方也很情愿……这就是儿童性侵犯者。至于被害者是女童还是男童，已经不重要了。”

在生理、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身心尚未健全的孩子们常常会成为性侵者们的猎物，那些因幼年被猥亵、性侵留下阴影的女孩们或许需要花费一生来修复创痕。

已故作家林奕含在其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书中影射自己幼年时遭到补习班老师性侵的经历，也是因此，她自高二开始罹患重度抑郁症。2016年，林奕含在自己的婚礼致辞上自述：患病后自己常常会哭泣、脾气暴躁、自残，会发生幻觉、幻听，进过重度加护病房，进过精神病院。以前她心算三位数平方只需要半秒，患病后一度无法识字，只能休学……离世前八天，林奕含在接受采访时说：“Primo Levi说过一句话，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但我要说，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未成年受害者出于恐惧、自尊心等常常会选择沉默，林奕含曾在书中分析诱奸13岁女孩的补习班老师的心理：“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性侵罪证的难以取证也让受害者们难以争取权益。林奕含曾向律师咨询状告陈星，对方却表示“缺少性侵事证”“如何证明是遭受胁迫”。